2022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头版头条刊发长文《推动新闻学学理创新发展》，对近年来我国新闻学理论重大创新进行报道和推介。其中，我校特聘教授常江在新闻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受到关注和认可，常江亦在采访中全面论述了其提出的数字新闻学（DJS）新范式的内涵与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称，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新闻生产模式的深度数字化，全球新闻业进入剧烈的边界调整和生态变迁期。作为我国数字新闻学理论拓荒人，常江对数字化加诸人类新闻实践的复杂影响，以及数字技术对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多重挑战做出界定。他认为：其一，整个新闻学话语体系从“职业中心”“文本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变，数字新闻学理论更加关注普通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介入新闻生态的行为逻辑和社会影响；其二，新闻学研究日益将“关系”作为基础分析单位，不断在构成新闻生态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机构、机构与技术的关系中探索理解新闻规律的路径；其三，技术变迁给新闻实践制造了新的伦理困境，数字新闻实践与一般性数字信息实践的边界不再清晰，新闻伦理日趋成为大众数字媒介伦理的组成部分，这对新闻学的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文章尤其对常江教授2021年于新闻传播学顶级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刊发的文章《数字时代新闻学的实然、应然和概念体系》所做的理论创新进行推介。在该文中，常江通过采用德尔菲函询法对8个国家的45位资深新闻学研究者进行深入调研，归纳出学界关于数字新闻学理论的4种共识，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建构了数字新闻学的概念体系。他认为，数字新闻学以“技术—文化共生论”为认识论基础，拥有新闻生态研究与新闻行动者研究两大基础范畴，同时包含以专业主义为核心话语、以信息民主为价值目标的规范理论面向，是新闻学在新技术与历史条件下发展的新范式。常江认为，学界要进一步探索数字新闻学“实然”和“应然”维度的关系，据此探索性地提出数字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体系。常江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新闻学研究者要基于共同信息生态的共享理解，实现最大程度的“理论团结”，推动新闻学成为对社会和历史规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科。

常江教授在国内开创的数字新闻学研究领域，自2020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后，已产出大量高水平、有影响力的成果。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由此也积极参与到我国新闻传播学主流理论体系的建设中，显著提升了学科能见度和美誉度。《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数字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关注和推介，体现了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壮大的良好趋势。